長征四老是誰

在紅軍長征隊伍中，以朝氣蓬勃的年輕人居多。但在這支年輕的紅色隊伍中，卻有一個特殊的群體——“長征四老”。

他們是紅軍中４位鼎鼎有名的老同志：徐特立、謝覺哉、林伯渠、董必武。

徐特立，1877年出生，湖南長沙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8月參加南昌起義。在漫長的革命鬥爭生涯中，徐特立先後創辦了長沙師範學校、長沙女子師範學校、湖南孤兒院和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等各類學校，毛澤東、蔡和森、向警予、蔡暢、田漢等都是他的學生。長征出發時，徐特立已經57歲，是參加長征的“四老”中年齡最大的一位。長征途中，徐老常常利用行軍路上和宿營間隙，教戰士們識字讀書，在異常艱難的行軍途中，帶給戰士們知識的營養和學習的樂趣。

據專門負責徐特立等老同志行軍安全的郭德琳回憶，大家把徐特立親切地稱為“怪老頭”：看到別人扔掉的破草鞋，他就會撿起來，有空時洗乾淨、拆掉，把草條捆掛在杆子上挑著走。看到周圍誰沒有草鞋或者草鞋太破了，他就給人家一捆草條打草鞋。雖然徐老年齡最大，但他很少騎馬，總把馬讓給體弱生病的戰士和女同志。

新中國成立後，徐特立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宣部副部長等職，1968年11月28日逝世。毛澤東親自在他的悼詞中加上“革命的一生，光榮的一生，偉大的一生”。謝覺哉，1884年出生，湖南寧鄉人，清代最後一科秀才，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4年，50歲的謝覺哉參加了長征，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祕書長，隨身帶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內務部”的印章。他認為，印章是紅色政權的象徵，不管前途多麼艱難，將來總還用得著。過草地時，他把唯一禦寒的毯子也扔掉了，但印章卻儲存著。

長征途中，謝老曾身患瘧疾，高燒不退。但只要部隊一聲令下，他毫不猶豫地爬起，咬著牙跟著隊伍出發。許多年後，當有人請謝老講長征的艱苦生活時，他說：“當時，看樣子是苦，但心裡充滿希望，堅持走出草地，就是最大的快樂。甘與苦都是比較而言，快樂常常不在艱苦之後，而在艱苦之中。

”新中國成立後，謝覺哉曾任內務部部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中國政法大學校長等職，是新中國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1971年６月15日，謝覺哉在北京病逝。林伯渠，1886年出生，湖南安福（今臨澧）人，早年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參加革命活動，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1933年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經濟人民委員、財政人民委員等職。1934年參加長征時，他擔負著籌糧籌款的重任。

長時間的長途行軍，令林伯渠面容日益消瘦，顴骨高高隆起，長長的鬍鬚垂到胸前。面對艱苦的環境，他自己手提馬燈，大步前進，用自己的雙腳勝利走完了二萬五千裡。他在長征中的形象，隨著黃鎮那幅《夜行軍中的老英雄》的繪畫而深入人心：一位戴著深度近視眼鏡的老同志，黑夜中左手提著馬燈，右手拄著手杖，大步前行，一位老當益壯革命前輩的生動形象躍然紙上。林伯渠準備長征的時候，與他結婚不到一年的妻子範樂春是蘇區優待紅軍局局長。

按規定，林伯渠可以帶妻子隨軍轉移。但由於範樂春分娩尚未滿月，組織上決定把她留在閩西堅持鬥爭。範樂春忍痛將心愛的兒子送到堂嫂家撫養，跟隨鄧子恢等人一起在閩西地區堅持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

1941年５月，範樂春病逝於永定西溪，而她的兒子幾經周折被人收養，全國解放後才回到父親的身邊。新中國成立後，林伯渠曾任中央人民政府祕書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第二屆副委員長等職，1960年5月29日病逝於北京。董必武，1886年出生，湖北黃安（今紅安）人，中共一大代表。

1934年，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長的董必武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在幹部休養連任黨支部書記。幹部休養連是一支特別的隊伍，共有100多人，有音樂家、戲劇家、文學家，還有30名左右的女同志。董必武是這支婦女隊的“鬍子隊長”，而他的妻子陳碧英卻服從組織安排，去廣東梅縣開展地下鬥爭，從此生死不明。陳碧英送給董必武的手電筒，一直陪伴著董必武走完長征。

長征時期曾任董必武勤務兵的鐘珠瑞回憶，董老有兩塊油布，一塊披在肩上擋雨，一塊搭在馬背上遮書籍，因為他深愛自己的書。董老俄語很好，戰鬥間隙經常研讀俄文版馬列著作，又讀又背，中間還用小楷毛筆批註。過雪山時，董必武曾經兩次把自己的馬讓給鍾珠瑞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