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是谁提出来的

梁启超。

“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是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出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方志起源于《周官》。所谓周官指周朝王室的官制，后成书《周礼》亦称《周官》，宋代司马光在《河南志序》中认为，周官中的职方、土训、诵训的职掌，于后世方志都不无相似之处。清代方志学家章家诚从“志为史体”角度出发，认为春秋战国时期那些记载地方史事的书籍，如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等，应是最早的方志。后代许多学者也认为这些史书，类似后来地方志，具有地方志的雏形，应称为方志之源。

方志，是指记述地方情况的史志。有全国性的总志和地方性的州郡府县志两类。总志如《山海经》、《大清一统志》。以省为单位的方志称“通志”，如《山西通志》，元以后著名的乡镇、寺观、山川也多有志，如《南浔志》、《灵隐寺志》。方志分门别类，取材宏富，是研究历史及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方志是介绍地方情况的志书。编修方志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历朝历代从未间断过编修方志，所谓“国有史，郡有志，家有谱。”国有史，即二十四史，为我国的国史，它是中国历代史官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起于传说中的黄帝（约公元前2550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家有谱，即家谱，又称谱牒，为家族宗祖档案。清代学者章学诚有言：“物之大者，莫过于人；人之重者，莫过于族。”所以我国民间一直延续着修家谱的传统。日本学者田仲一撰写的《中国戏曲史》《明清戏曲》,其中大部分资料取自于中国谱牒。

方志的渊源、嬗变和发展；方志的性质、意义和价值，方志的体例、篇目和章法；方志的主流和支流；方志作品的优劣和得失；史料的搜集、整理和鉴别；修志的方法和技巧；修志者应具备的史德、史学、史识、史才等等。

可以说，有关方志理论和实践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梁启超都作了明确的回答或初步的探索。因而，“方志学”这个科学体系一经形成，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在内忧外患，国乱民穷的民国初期，所以能够编纂数量可观的地方志书和诞生了数种方志学理论专著，是和梁启超在方志学理论研究上的贡献，有密切关系的。